早上七点，我蹲在小区门口的早点摊前，看老板娘把油条胚子甩进滚油里。油花噼啪炸开，她手腕一抖，金黄的油条就浮了上来，用长筷子翻个面，油条立刻变得蓬松酥脆。我指着刚出锅的油条说：“来两根，再要碗豆浆。”老板娘笑着应声，转身掀开木桶盖，白雾腾地冒出来，混着豆香钻进鼻孔。 旁边桌坐着个穿蓝工装的老头，正就着咸菜喝豆腐脑。他忽然抬头问我：“小伙子，知道这油条为啥要两根拧一起炸吗？”我摇头，他便用筷子蘸着豆腐脑在桌上画线：“早年间没酵母，面发不起来，两根拧一块能多裹点面，炸出来更实在。”说着又指指油锅，“现在都用膨松剂，可老法子炸的油条，中间有层薄皮，咬着脆，里头软乎。” 我咬了口油条，果然在脆壳里尝到层薄薄的筋膜。老板娘端来豆浆，插了根塑料勺：“我爸那辈人，炸油条得半夜三点起来和面，揉到胳膊酸得抬不起来。”她掀起案板下的布帘，露出半袋面粉，“现在用机器和面，省力多了，可味道总差点意思。” 老头喝完最后一口豆腐脑，掏出五块钱放在桌上：“我年轻时在粮站上班，每天早上都来这儿吃油条。那时候油条五分钱一根，豆浆三分钱一碗。”他站起身，工装裤口袋里掉出把小钥匙，“现在物价涨了，可这味道还是老样子。” 我望着他佝偻的背影走进晨雾里，油锅里的油还在翻滚。老板娘把剩下的油条胚子全倒进锅里，油花溅在围裙上，留下一个个深色的小点。她擦擦手，从围裙兜里摸出包烟，点上一根深吸一口：“我爸说，炸油条最要紧的是火候。火大了外头焦里头生，火小了油条发死。”她吐了个烟圈，“可现在年轻人谁还肯学这个？都嫌油大，嫌累。” 我喝完最后一口豆浆，油条渣掉在桌上，被晨风吹得乱滚。早点摊的灯箱还亮着，在薄雾里泛着暖黄的光。